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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西奇才--丁扬斌

发布时间:2017-11-26 来源: 作者:

水西奇才--丁扬斌

丁扬斌先生是爱国民主人士、黔西县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思想家、学者、诗人。

丁扬斌先生出生成长于清末中国日渐沦为殖民地之风雨如晦、黑暗飘摇的年代。受父母亲和叔父之启蒙教育而继承家学,后从桑梓学者张孝敬、廪生侯仲章、拔贡陈小溪等学者之指教,聪颖而勤奋好学之先生学问大进,且对其所学皆有独特理解,成为闻名乡里之少年才子。

    嗣后,侯仲章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影响先生,使其文化心理结构有了初步而深刻之变化,在认清国家民族前景之同时,又看清人生新方向。于是经侯仲章介绍,加中国同盟会,有诗《加入同盟会之夜同侯君仲章玩四更月》,这已明示追随孙中山,以武装革命推翻满清政府,救民于水火之志向形成,且诗也预兆先生未来道路及阅历。

    然而丁扬斌先生仍困留黔西深山,做家塾教师,而未找到投入革命大潮之机会与门径,有《教书田坝寨寄侯君仲章》一诗。然而先生积极进取之人生志向,感动了亲族和乡里,1910年在亲族和乡里开明士绅们的赞助下,到贵阳模范中学接受新学教育,乃先生再建构文化心理结构,进入社会革命大潮之开始。

    在贵阳数年间学习新学,接受西式教育中传播的数学、理化、史地学、论理学(哲学)等现代西学,为更新其文化心理结构,使之初具科学民主思想、社会历史新观念及思维方式。于是,其以人品端正、学识优秀,由当时之省政府选拔,公费资助,赴北京深造。适逢“五四”运动,又被选为黔省唯一学生代表赴京参加“五四”运动。这是先生实现抱负,施展才干,报国效民,一任翱翔契机之来临。

到北京,先生就读于法政高等专科学校,为其再建构文化心理结构重要之一步。1925年春,先生又进入冯玉祥于张家口举办的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第一期学习。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结业后,先生被派往西北军工作,曾先后仼炮兵团团长、陆军少将纵队长(旅长)等职,并加入国民党。此间,他曾率兵参与直鲁战役,对吴佩孚、阎锡山等反冯(玉祥)联军作战;参与冯玉祥领导的“五原誓师”及北伐;又出仼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又参加冯玉祥组织的西欧考察团出国考查;又回西北军任职,参加蒋、冯、桂、阎对张作霖作战的二次北伐;后在冯、阎冲突中接受冯玉祥向南京政府靠拢之命令,接受南京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编遣,先生作为西北军16要员之一赴南京供职,任西南编遣委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命先生率师讨伐冯玉祥而不愿苟从,遂解散部队,愤然辞职,遁迹东海海洲湾从教。

先生从1926年到1930年间从军、从政之经历,使其深知当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真面貌,与先生作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儒者,及孙中山革命之追随者之理想与目标,大相径庭而不相容,有当时的诗为证。

    自1931年到1933年间,先生先後两度,或以不从军令,或以著《四万万救国方略》和组织社团反蒋倒蒋之罪名,被蒋介石投入南京大牢,欲置之于死地。先後两度经张伯龄、何应钦及西北将领们的援救而被释放。蒋又再诱以高官而不从。自此从教于南京有关大学和学院,而不再予军政之事。然而一边是外敌的入侵,一边是蒋介石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先生更加寒了心,而铁心隐居林下了。于是在离南京回贵州途中经武汉时才有《轮停汉上三日走笔谢叶将军(叶挺)》一诗。抗战暴发後,便辞别南京回贵阳从教,以批判现实,以培养人才。以後进一步回黔西白泥田之故园定居,躬耕、从教。

    回黔西後因其影响大,从民国之地方官员,到桑梓间的学人、士绅、社团,各色人等都希望与他交往,或劝他再出山做官。然而身处溷浊而龙蛇混杂之社会环境,他却能严格区分,洁身自好,真做到即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一个腐朽没落时代批判者的身份而存在于桑梓之间。他一如既往地批判现实,当时的黔西县县长张昭麟常与先生有诗唱和,于是先生借机告诫之,在那个充满贪官污吏的官僚机器中勿为贪官,应逐污吏云。后来另一任县长为取媚蒋介石,欲把黔西水西公园更名为“中正公园”,引起黔西人的反感,先生更大胆著诗反对之。诗既揭露这位县长摇尾乞怜拍马屁之丑态,更以写实设喻,公开预言蒋家王朝之必然垮台如大厦将倾。诗流传哄动一时。1949年,刘少奇与李济森、张澜都曾邀请他出山赴北京参与新中国之统战工作,但仍未应允。这就显示出狷者应进仍退之弊了。

    新中国成立後,历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合作化运动,先生所历所见,皆其《四万万救国方略》之欲实行者,或更大大超越之了。于是先生重新焕发精神,以一个平民和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热忱投入新中国建设。1954年修改宪法时提出增加“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而被采纳。1955年被选为黔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以后联选联任五届人大代表。1962年被聘为贵州省人民政府文史馆馆员。自此至去世之时,先生在积极参政,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先生高龄后的文化心理结构之再建构。他之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即与中国儒家民本主义,以及旧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认同,并且主动超越之,其有诗记此。这时他也进一步认识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相认同的,在《同时纪念孙中山》组诗之第四首。在1957年11月的日记中,还记有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情形。历大半生艰苦曲窄追求后,先生终于在其人生之最后季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再次更新了文化心理结构,拥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前提下,终于获得行“中行”之道的条件,努力践履之。牢牢把握住为实现国家之繁荣富强、人民百姓之幸福安康这一目标去奉献力量,使其在人生之末季,步入辉煌境界。

    先生边学习,边努力投入工作:为兴修水利,为修筑乡村公路,为农村的电汽化、机械化,为兴办教育和扫除文盲,十数年如一日地做了许多调查访问,在所出席的多次会议上,向县委和政府提出若干建议,并且亲自参与办学和教学。这一切活动和工作,坚持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特别在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那怕在生产队里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艰苦生活,都忍饥耐寒、无怨无悔地默默坚持工作而不懈。先生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耿介磊落之人格、坚强挺拔之意志,出类拔萃之才智,于斯大放光彩。这一阶段,也是先生研究古今中外之历史,学术著述甚多的时候。

先生的学术著作大约有政治、哲学、史学几方面。这三方面的著述,或为专书,或为散见于其日记中之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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